第43章严复思想学以致用座谈会在福州举办

　

比如，在传统金融体系中，金融机构开展普惠金融受到规模经济的限制，但在互联网、大数据和其他金融技术的支持下，普惠金融的发展有了更大可能，可以更低成本在更广范围开展相关金融业务。

一是创立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为荷兰开展对外贸易提供支付便利，并为后来在欧洲出现的中央银行制度提供了早先范例。瑞士瑞士是小国，但拥有若干具有很强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部门（包括食品、精密仪器和高端医疗设备等），其金融业在国际上也享有极高声誉。

借助于英国遍布世界各地的银行网络，伦敦在19世纪下半期成为国际银行业中心。四是多次改革英镑制度，不但确立和维护英镑与黄金的挂钩制度（英镑金本位制），而且借此增进国际社会对英镑的信任，助力英国在19世纪成为世界贸易强国。从历史回顾中得到的相关启示上述几国的金融发展历程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可为我国建设金融强国所借鉴。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这种主银行制度不仅大力支持了企业的高速扩张（投资增长），也促进了企业间的合作。二是推行股票发行制度并促成世界上首个规范的股票市场诞生。

1815年第二次英美战争结束后，英国资金流入美国，19世纪30年代后还大量投资于美国地方政府债和铁路证券等。这也是我们可从历史回顾中得到的最大启示。1993年，我去芬兰的同年，这本记录本次会议的《生活的质量》已经出版。

在这个国家里，有500万金钱。几年后，在英国兰卡斯特，我读到了威尔定的书：《福利和意识形态》以及《捍卫福利国》时，我才为自己的毛躁汗颜，对大师风度的产生敬佩。大师的情怀是否表达了这样一个公式：经济+道德=国家福利。在国际上，单独追求经济发展，强调利润，反对国家干涉成为压倒多数的主要趋势。

坦佩雷大学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系请来了英国著名的社会政策教授保罗·威尔定讲福利国的理论：国家、市场和个人的作用。我们要知道公民可以拥有什么样的权利，享受什么样的自由。

课下在餐厅，我还用不完善的英语向韦尔丁教授坚定地讲述我们的发展：市场经济带给中国前所未有的自由和繁荣。我们要知道劳工是否得到了报酬，是否被单调的生活折磨着，是否被虐待，是享有一定的尊严还是被严格监控，主雇的关系是否人道。我们要知道他们家庭关系的构建，这些怎样促进或阻碍了他们的行为。WIDER会议的目的是以这两个领域的专家为主，并汇集政策制定者和著名学府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家，来讨论一个时下全体感到困惑的主题：生命的质量意味着什么？森拓展了超越了经济学边界的对人们生活与生命质量的评价：如果我们真的想要了解茜茜和她的同伴们生活是否富足，我们不仅要知道她们是否有钱，还要了解她们靠什么赢得生活和怎样生活，她们生命的周期，她们的健康和她们需要的医疗服务，她们接受教育的现状。

版画衬在蔚蓝色的封面上，与其说是一本学术著作，更不如说是一本充满了人性温情的诗集。80年代，整个西方学术和决策界对社会福利政策产生了动摇，包括最典型的社会民主福利模式的北欧根据国情分析，重化工业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特定历史阶段是必要的。加快并全面发展现代服务业。

其次是在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的基础上传统的计划型工业化已经不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其中重化工业化、服务业———工业化、比较优势论、高加工度化四种新工业化道路展开了激烈论辩。

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其中发展信息产业尤为迫切，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

2005年《中国发展观察》第2期发表赵晓《中国能越过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吗———十一五的一个重要问题及其争论》，认为中国事实上已经进入了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就制度创新而言，要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撤除市场的内外分割、区域分割、结构分割的体制，放松被人为扭曲的各类要素市场，打通全国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特别是要建设顺畅的人力资源市场、自由的资本资源市场、明晰的产权市场。能否越过重化工阶段成为争论焦点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政府提倡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而地方却出现了重化工业化热潮，因此，一场关于中国新工业化道路究竟新在哪里的论争席卷政府、企业与学界。在这场新工业化道路之争中间，有以下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检讨。新重化工业化阶段的投资主体是非国有经济的投资者，属于市场选择。增长方式问题本质上是体制和机制问题，并不与特定行业相关。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5年年会预备会上，吴敬琏指出：重型化经济增长实际是旧式的工业化道路。民营企业应该在新工业化之中发挥重要作用。

争论从2004年下半年进入高潮。新工业化道路应新在环境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方面。

重化工业并不都是高消耗、低效率，也可能是低消耗、高效率。2005年初，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召开的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上，吴敬琏反对过分依赖重化工制造业，龙永图提出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根据实践分析，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中后期阶段，即进入重化工业（或资本品工业）比重不断上升的阶段。文章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找不到一个大的经济体没有经过重工业加快增长阶段而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的先例。我国已基本完成了以原材料工业为重心的重化工业化，不存在传统的重化工业化阶段，现在正向高加工度阶段转变。再次，知识与信息革命的大潮席卷全球，推动科学技术的高端化、工业化的高级化，自主创新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核心竞争力成为新一轮工业化的基本动能。

有鉴于此，政府应该切实退出微观经济领域，真正转换职能，以制定市场经济运行所需的各种法律法规、公平执法、提供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提供战略思路，但不强制贯彻，而是通过影响市场主体判断和影响各种要素市场波动发挥作用。有观点认为在市场经济面前政府应该完全无为，也有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因此，政府大力推动赶超是必要的。

樊纲则认为重化工业化是必然选择。2005年赵国鸿在《宏观经济研究》第10期发表《重化工业化之争与我国当前的产业政策导向》，认为由于定义与统计标准的问题，重化工业的发展速度和贡献被夸大了。

深入进行政府体制改革，进一步转换政府职能，行政力量完全退出微观经济领域，实现法治力量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监督。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新工业化道路之争缘起于政府新工业化政策导向与地方政府对新工业化政策的不同认识与实际操作之间的深刻矛盾、学界经济增长理论之争以及对中国工业化现实所处阶段的认识分歧。明确要求正确处理产业结构升级之中的三对矛盾，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在资源禀赋升级之后，产业结构方能够随之升级。学术界要健全自治自律的机制，通过体制激活创新欲望。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进入专题： 工业化 。建议不要再用重化工业化的提法，用高加工度化产业来概括电子信息产业、机械、汽车、生物医药工程、精细化工等发展较快并且具有成长潜力的产业群比较科学、合乎实际。

新工业化战略究竟何所指向关于新工业化的概念、内涵与基本规划，学界和地方政府有很多争议，那么政府新工业化战略究竟何所指向呢？十六大报告明确倡导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其基本理念是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李佐军发表《中国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力挺重化工业化。

消除分隔城乡的各种体制，彻底打通城市与乡村，走以城市吸纳乡村、乡村支持城市、城乡互利为特征的城乡互动、联动的城市化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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